因此，担负天下之任开物成务的侯王，即令应人文进化之需，散朴为器，立官长，别伦秩，分百工，却因为「知止」「不殆」，始终保有「大制不割」的人间和谐。
在这样的傲慢下，传统的观点并贬低为迷信。他指出科学唯物论的出发点是独立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实体：物质与精神，而他所赞赏的有机论的出发点则是事物处在互相关联的共域中的体现过程。
[36] （美）大卫·格里芬编。进入专题： 汤一介 后现代哲学 。汤先生从中看出这种观点，也许会使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之接轨。[23] 唐力权先生（Lik Kuen Tong）专门对怀特海与《易经》进行的比较研究，发表The Concept of Time in Whitehead and the I Ching（怀德海与易经的时间概念）（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74, Vol.1, No.3-4）等论文，并在怀特海与《易经》思想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大陆版为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创立了场有哲学。汤先生用来论证的武器与思想则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及其第二次启蒙的主张。
） 应该说，汤先生对霍桑的接触是近距离的。现代性之二元论的和人类中心论的思维习惯延误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仍在妨碍人们做出适当的回应。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尊严，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记。
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因此，我主张不要笼统地提全球化，或者笼统地提全球化时代，应当对全球化加以分析。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此书的主编之一，袁行霈教授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在2006年北京论坛开幕式上，袁行霈教授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变则通通则久论》，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这段话既符合传统的思想，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二，就是选择包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往来，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生存方式趋同。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
随着佛经的翻译，汉语的词汇扩大了，文学观念也多样化了，诸如空的观念、境界的观念，都与佛教有关。（《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公元前二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徳乃大。
（《学而》）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
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
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大雅·文王》）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大食、天竺、真腊、狮子、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南北海运航线。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系辞上》）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系辞下》）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
也许，其意义会超出中国的范围，供更多的人参考。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
那种失去了多姿多彩的单调的文化，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哲学大纲》）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最后，我想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出发，就21世纪全人类的文明生态重申我的观点。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校内36位教授，用六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中华文明史》（四卷本）
中新社记者：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也开始使用许多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但即使如此，分析哲学也不能占领整个哲学的场域，因为哲学的脉络里显然还有欧陆哲学的传统。
汉语在，中国品格就在。如果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此世的不满足，投射到一个虚幻的影子上去、把那个东西叫做彼岸，并以彼岸为目标，那么此世就是过程，是要被克服和超越的。
哲学、一般性的思想、宗教、艺术……中国文明的一切方面都体现出非常强的此世性格。汉语经典在，中国思想、中国的根就在，就会塑造一代代人。
所以当然要强调中国哲学。这个讨论怎么起来的？有几个背景： 第一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进入专题： 中国有没有哲学 。从文明论的背景来说，中国有无哲学就是一个必须回应的问题了。
相当一部分分析哲学研究者或者分析哲学家倾向于把其他哲学都贬低为不是哲学，这在20世纪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我们今天谈的当然和必然，是不统一的。
当一个文明以彼岸为追求的时候，此世总体上被视为缺陷。所以我们重新谈论当然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时，既不可能撇开中国固有的脉络，也不可能撇开已经浸透了的西方思想传统。
中国文明根底是：此世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过程。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和哲学目光。
